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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就

实证层面的法律要来源于信仰层面的法律,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被尊重,才会有效,后者是前者的最根本保障。

“刺杀辱母者”一案引起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法律专业人士往往从法律条文本身与司法程序角度进行探讨。也有人认为是法律缺位造成的,可以设计或引入一些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保护高利贷的法律,陪审团制度和个人信用破产法等等,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忽视了这些法律的有效实施所依赖的那个前提。

在这里,我们把法律区分为“信仰层面的法律”与“实证层面的法律”。信仰层面的法律,简单地说,就是对他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尊重,对“自然法则,自然权利”的敬畏之心;实证层面的法律指为达到某个目的而人为设计的法律。我们认为假如只是增加一些实证层面的法律,而忽视了信仰层面的法律,没有对法律的信仰,那是于事无补的。

信仰层面的法律根植于人的内心,斯密说的人的内心都有一位“公正的审判官”,信仰层面的法律也可以理解为这位公正的审判官说要求的法律。斯密强调道德情操、同情与共感,但这些很少被人,尤其是中国人视为法律,人们只把他们归为道德范畴,但实际上道德情操与法律是不可分的,如法官利用实证法作出判决时,会从自己内心的道德情操出发,考虑别人对他的判决是否公正的判断,他在乎别人心中自己的形象。假如内心的审判官失灵了,其他法律也将形同虚设。

实证层面的法律本身必须源于信仰层面的法律,它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当这些法律的有效性得到社会的检验时,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法律确认下来,“立法”只是事后的追认,是对良好规则的“发现”。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体追求最大化就会产生好的法律,只有信仰或遵循正当的抽象法则的行为才会产生好的法律。政府本身也应该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作为实证法的一部分而存在,良好的政府也必须是源于信仰层面的法律的,也即政府不能与信仰层面的法律具有同等地位。

相比之下,哈耶克并未多谈信仰层面的法律问题,他主要从“演化”与“立法”两个方面区分法律,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信仰层面的法律在哈耶克那里是已经是一个给定的理论背景,因为他一直就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在那里,所谓“自发的规则”是由“人性的自然法则”背书的,法律是由自然法为“根基”逐步演化而来的,他已经把这一背景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不多谈不意味着那不重要,但这一背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缺乏的。另外,奥派的朋友们在谈到自然法时,往往把自然法视为一个“理性”问题,而不是一个与“信仰”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罗斯巴德与霍普等人的作品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或许应该这么说,在经济学方法层面讨论自然法,可以把不谈它“信仰”的那一面,而只谈“理性”,但作为“法律”的自然法必然是与信仰有关。

当人们要求政府制定更多的法律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就是把政府放在真正的法律之上,把政府视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法律是由具体的人去实施的,那么问题来了,谁来监督这些具体执法的人呢,谁来保障他们执法的公正性呢?实际上,实证法越多,个体的权利可能就越少,执法部门的权力就越大。

当人们认为只能用暴力才能解决暴力问题时,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最大的法律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缺位的体现。笔者曾问一位丹麦朋友,丹麦社会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与人之间有信任”,这也让笔者想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丹麦的教育》,他说丹麦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以品性感应品性的教育,这里,爱与信任正是信仰层面的法律的体现。使一个社会变得丛林化的,不是缺少具体的法律,而是缺少爱与信任,讨债者对于欢母亲的侮辱正说明这一点,他们缺乏对人的权利最起码的尊重。但同时,社会舆论对讨债者这种行为的声讨以及对于欢的同情,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丝希望。

这里并不是说可以用道德来替代法律,而是强调实证层面的法律要来源于信仰层面的法律,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被尊重,才会有效,后者是前者的最根本保障。这两种法律也是相互作用的,实证层面的法律的有效实施,也可以促进人们对信仰层面的法律的信心。

乞求政府制定更多的法律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如前所述,这未必有效。法律的希望在于个体点点滴滴地去做符合自然正义规则的事情,使良好的法律得以自发出现,“自下而上”地推动改变的发生。

法律就在我们的心中,她从不缺位,重要的是唤醒她。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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